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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知識,自主學習何以可能?

王思佳

 

「我們處於監獄、醫院、工廠、學校、家庭等所有禁錮環境等普遍危機之中……有關部門從沒有停止宣佈應該必要的改革:改革學校,改革產業,醫院,軍力,監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這些機構是已經垮掉了的,遲早的事。現在只不過是在處理臨終事宜和給人們找點事情幹幹,直至門外叩響的新力量確立下來。這就是控制社會,它正在取代規訓社會……無需多問哪種制度是最殘酷的,或是最能忍受的,因為在每種制度當中,自由與奴役都在交鋒。」

——<控制社會後記>(德勒茲,1990)

 

CUS503教學法與文化研究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課堂上探討教育改革引發了我一連串的批判與再思考,如課堂上所提到的「調整上課時間」、「師生一起商討課程設計」、「教師薪金調整」等觀點都很有啟發,但是解決不了最根本的問題,只是浮於表面,我開始尋求其他難度更高,卻又更能解放人類知識的可能。

 

於是,我從自身的過往出發去思考:我是一個很清楚自己被教育制度綁架的人,所以在內地大學讀本科時,我要求自己「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考前認真準備考試(背誦等機械方法我也並不排斥),以獲取世俗意義上的優異成績;而另一方面,在課餘時間,我會在自習室找到自己的固定座位,然後去圖書館借書,每天一本一本吸收消化,形成自己另一套非功利的知識體系,那種無須競爭與被測驗,知識嘩啦啦灌入大腦被領悟的自我滿足感無以言表。顯而易見的是,後者對我學習習慣與自覺性的養成、人格與思想的形塑更有效,更重要的是,我學會了怎麼樣真正地依靠自己學習與獨立思考。

 

前段時間,出現了一個網站專門放各種各樣的電子圖書,這個網站的名字是:無產階級圖書館,口號是「解放知識!」。在那裡我看到,線上線下圖書館的存在,能夠給予我們比從學校教授裏汲取更多知識的可能。我們常誇讚芬蘭,最好的學校就是附近那間,說明學校沒有受到排名而被限制人們對它的認可與自身的發展。轉念一想,我們說圖書館的時候,不也一樣嗎?最好的圖書館,就是附近的那間,因為圖書館之間也是平等的,頂多只有藏書量大小之分,對於對知識本身有渴求的人來說,外觀如何更是不重要的。在這個學校乃至教授都在追逐最新理論、被資本、獎項或權威定義書為暢銷或非暢銷的時代,圖書館的存在反而更能讓我們看到知識平等的可能性。我不禁要想——解放知識,取消課堂,讓渴求知識的人去圖書館自學,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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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資本的角力場與高校意義的外在化

微博用戶AnnSherrard(2019年11月6日)這樣寫道:

 

「一個觀察:人文學界的所謂『學術潮流』是跟當代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緊密相關的。仔細觀察美國的一些基金會,他們所資助的研究課題大多都是反映當下的一下熱點問題,比如全球化下的跨國別史,移民與人口流動,環境治理問題,以及邊疆和少數族裔問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想要在學術界生存,或多或少都會下意識地讓自己的課題往這個方向靠,也會聲稱自己的課題是『跨學科』。但是這樣的結果就是,所謂的一些『傳統』研究,比如扎扎實實的純歷史研究,很難有市場 (就是說很少會有基金會想要資助這樣的專案,找較好的學術出版社出書也會有一些困難)。而我擔心的點是,出於現實的考量,這樣的大潮流下不再會有人踏踏實實地去做非常細緻的人文研究,也很難再出所謂的『經典』,因為經典是需要慢工出細活的打磨,但現在學界的壓力和節奏是不可能再讓你有機會像當年孔飛力那樣去打磨自己的課題。但研究的同質化真的是好事嗎?主導這種學界權力等級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究竟是資本,還是政治?這樣一想,人文學者真是被動又無力。」

 

   「由這些位置所產生的決定性力量已經強加到佔據這些位置的佔有者、行動者或體制上,這些位置是佔據者在權力(或資本)的分佈結構中目前的、或潛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對這些權力(或資本)的佔有,也意味著對這個場的特殊利潤的控制。」

——《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林迪厄,1997)

 

布爾迪厄在《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中提到的「場」的概念在高校內也出現,這個場名叫「學術場」,主要體現在近代西方對知識體系的壟斷。舉個例子: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研究是最近的熱門,而中國傳統哲學、瑪雅文明等研究方向便會因為「過時」而受到較少的重視甚至被漠視,由此得出,在學術場上哪一方佔優便代表哪一方更政治正確,而其實傳統的東西是否再無研究價值了?這樣一推論會發現,高校求新求奇背後,對待知識本身並不公平。當資本也能夠控制學術路向,那麼學術自由某種程度上並沒有那麼自由。

 

另外,布爾迪厄在另一本書《區分》中,提到現代資本有三種形態: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而文化資本中又包含身體形態、客觀形態和制度形態。關於制度形態文化資本的論述與高校相關:

 

「必須經過制度的程式將資本標示出來,最典型的是文憑和資格證書。高懸於牆上的戴著奇怪四角帽的學位證書,有著『一種文化的、約定俗成的、經久不變的、合法化的價值』,與其說『知識改變命運』,不如說『畢業證改變命運』,它們是某些領域的入場券,最精英高校的畢業證含金量巨大,簡直擲地有聲。」

——《區分: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布林迪厄,2015)

 

這裡很好地戳穿了高校對學生的意義:不是為了學識而來,而是為了畢業證而來。學生上大學只是為了被更好地加工成考試與工作的罐頭。同時還有另一層角力:世界高校之間的各種排名,學生入學前對排名、名聲的參考遠勝於對專業、只是本身的關注,人們開始不自覺地為高校學生劃分等級:港大>港中文>嶺大。這種排名與競爭真的那麼重要嗎?以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排名標準(2019,June 10)為例:「學術領域的同行評價,占40%;學生就業評價,基於雇傭者的評價占10%;教師/學生比例占20%。單位教職的引用率占20%;國際教師和國際學生占總教師、總學生數的比例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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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https://ranking.promisingedu.com/qs)

 

我們會發現特別吊詭:與教學質量相比,學校環境國際化、教師論文是否權威真的那麼重要嗎?一個熱心寫論文並能把它寫好的老師,是不是等同於熱心並懂得如何教授學生呢?這樣的排名不僅輕易定義了學校,也輕易地定義了學校的學生,消費與資本影響下高校競爭的不公平性也很好地被體現於此。

 

(二)學科劃分、考試制度、教授角色是否應該存在?

學科劃分是否應該存在?學科與學科之間有「鄙視鏈」:一方面,人們常通過「有無用」的標準來劃分學科的等級,如香港最好的學生都去學了醫、中文系被定義為最喜歡無病呻吟等,學科與學科間本身無優劣,但是因為前途或者外在價值,人們紛紛對學科知識本身進行膚淺地再定義。另一方面,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也存在相互不理解,甚至敵意和反感對方:

 

 「他們處理問題的態度是如此不同,以至於在情感的層次上,也難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礎。」

——《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C.P.斯諾,1987)

 

兩種文化對立對人類社會是一種損失,科學文化學者會鈍化人們對生活的感知力,使整個世界屈服於科學、技術下,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下,人們變得更加拜物而沒有精神追求與人文關懷;人文文化學者往往只提出問題、發洩情緒,而忽略了棘手的實際情況。這種誤解與對立實際上是文理分科、專業化教育的結果。因此,打破學科壁壘,擁有廣博知識基礎是很重要的,但是每個高校學生的時間有限,專業的劃分使他們失去了自由安排時間去瞭解其他領域的機會。

 

考試制度是否應該存在?一方面,考試deadline督促我們複習,甚至對我們上課聽講的專注度也有影響,但是考試成績的高低不一定能顯現學生的學習成果,當「會不會考試技巧」變成一門學問的時候,知識不再純粹。另一方面,維果茨基把學習成績概念引入到學生智力發展,經過對比分析可以看出絕對學習成績和相對成績不相等(王光榮,2009,頁63)。考試成績的好壞也開始變成定義好壞學生的標準,多少人在這種外在標準下被老師與家長進一步壓迫,而學生對自我高要求下把自己折磨得生不如死,以成績來論人的方法使學生之間有了隱形的不平等。

 

我們真的需要跟別人比嗎?如果學識的意義不在於內在的滿足感與探索的好奇感,而在於外在的虛榮心與成功感,知識沾滿了銅臭氣之時也是人類文明逐漸衰微之時。與自己競爭永遠是更重要的,今天比昨天懂得了多一點,更加明白自己無知,才會發自心底地想要更進一步。而現代學生恰是在知識上太容易滿足。

 

教授的角色是否可能被取代?教授意味著權威,這裡的權威並不是教授與學生交流地位的不對等,而是課程設計、閱讀資料、教授所說的話,其實只能代表一種意見。我常覺得每個人都是一本書,所以教授也是一本書,他可能吸收了很多理論形成一套知識體系向我們講授,但是這一套知識體系也只是一本浩瀚書海裡被精挑細選的厚書而已。常見一種老師,他會拿課堂內容澆自己心中的塊壘,或是使知識著他之色彩,歸根結底只是一家之言。這樣的知識灌輸,也有可能造成知識的不對等,比如當老師選擇把波蘭尼、維果茨基的教育論當成教授重點時,王陽明、柏拉圖等教育家的理論會因為老師的選擇而被忽視,這個時候大部分會學生會更傾向於用波蘭尼和維果茨基的觀點看待教育問題,這是不夠的。然而,絕大部分學生又往往受到課程安排、學業壓力所限,沒有辦法瞭解不同歷史背景下各個學派的教育學說。

 

另一方面,聽聞過教授批評學生上課不聽,戴著耳機在課堂上光明正大地打遊戲,對他的傷害很大。的確,因為高校、學科壓制學生的興趣而導致學生被迫到達課堂,繼續打遊戲,這是學生的個人選擇,只是教授的感受被忽略了,如此的師生關係也會對教授造成傷害,並打擊到授課與研究的積極性。但有一些教授不太懂教學,但是學術方面卻很有建樹。如果教授不需要授課,而是花更多時間去做他在意的學術研究並使其成書,對教授自身的成就感、對人類知識的豐富性是否會有更大的好處呢?

 

根據波蘭尼(2000)的說法,教師之所以應該是權威,是因為教師上課的時候會成為一個知識呈現的整體:老師以手勢、眼神、聲音等方式把知識更好地傳遞給學生,如同沉浸式的戲劇表演。我認為許寶強教授是做到這一點的,但是也存在更多老師只是完成任務式的教學。不過我更關心的是,這樣知識呈現的整體,是否真的只能靠一個實際的他者(教師角色)來替我們完成?我們在自行閱讀的過程中,動用自己的經驗、想像力是否也可以在腦子裡構造一個能使自己更好理解知識的整體呢?學習始終是個人與知識的直接聯繫,教師只是引導作用,那麼這樣的引導作用,學習者自身能不能獨立完成?

 

如同波蘭尼提到的「默會認識」在知識形成中的決定作用,實際上顯示了認識主體在知識過程中的個人參與(李白鶴,2009,頁39),彰顯了認識的個人性、內在性(李白鶴,2009,頁45)。首先,他提到了內居是一切認識的運行機制(李白鶴,2009,頁49-50)——「我們內居與局部,支援線索,結果是,唯有借著我們的想像,它們才綜合成一個焦點對象」,他強調心靈兩個功能:想像力蓄意的活躍力量和自動的整合過程,只有兩者聯合活動時內居才能完成。其次,「We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我們所知的遠比我們說出來的多得多),其實就是自己腦子對知識的理解與詮釋而構成我們所知的。但是我們無法把自己思維的理解歷程完全剖開來說,這部分會一直貯存在我們個人的知識體系中,甚至轉化為布爾迪厄所說的「身體形態文化資本」。而「身體形態文化資本」表現為個人的審美趣味、學識教養、風度技能等,它是一套培育而成的傾向,通過社會化而加以內化,附著在個人的身體上,可以通過積累而習得,但是無法通過饋贈、買賣和交換的方式進行傳承(布爾迪厄,2015,頁1)。而教授主要是承擔言傳的角色,但語言本身無法完全表達思維,與此同時,默會的角色只能由學生個體來完成,這也是孔子所說的「默而識之」的意味所在。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只有自己鑽進去悟了,知識才會轉化為智慧。

 

另外一位教育家維果茨基提出過「最近發展區」和「現實發展區」兩個概念。他認為兒童需要接受教育,是因為在成人的幫助下,兒童通過模仿能達到解決問題的水準,這是最近發展區的重點。與此相比,現實發展區(無人幫助、靠自己)不利於兒童更好地發展。但筆者認為,如果就高校來說,學生已經接受過中小學應有的教育,概括-抽象水準也到達一定程度,最後形成較高級的意識系統。這個時候,更應該強調現實發展區對於高校青年的意義,鼓勵他們更獨立、自律完成學業,強調心理活動的隨意機能,而非依舊跟隨教師的指導,比起「學到甚麼」,「會不會學」是更重要的,自學是學生主體性教育的重要一環。

 

(二)取消課堂,自學何以可能?

如同Ivan Illich(1970)在Deschlooling Society中所說的,「學校之所以變成這樣子,與其身處於受消費社會宰製的社會環境有關。備受消費主義所鼓吹的競爭與攀比文化包圍,學校愈來愈慣於訓練師生成為追趕排名、被動消費的動物,以考試成績和文憑證書作唯一目標,要求即時簡短、容易消化、有助考試的教材課節,確認及接受被學校包攬壟斷的瑣碎割裂的分科知識。」而且,他還認為批判消費主義本身並不能改變學校運作邏輯與產生的效果,他認為廢除學校可以打破對知識生產和學習過程的壟斷。

 

取消課堂,不等於取消學習本身,只是比起課堂上教授的指導與傳授作用,更肯定圖書館藏書豐富氛圍下自學的重要意義,當下高校課堂只對已註冊的學生開放,高校錄取標準又取決於考試分數的高低,其實也是一種不平等,而向大眾開放的圖書館可以打破各種壟斷與不平等的學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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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ich又強調,可以建立學習網絡,讓有志於某領域的學習者能夠找到夥伴並共同進步。而我認為可以定期舉辦線上線下的學生研討會,每個人對自己的閱讀心得進行總結與分享,一如孔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如波蘭尼提出的主體間的「歡會神契說」,形成一個互相理解、攝悟的小團體,而「人際間默會判斷的巧合在原發層次上與靜默強大的感情互動是持續相貫的。(邁克爾•波蘭尼,2000,頁315)」

 

我甚至認為,真正的知識不在高校,而在民間,學習者應該走出去,跟社會上各種職業的人士聊聊,使知識不那麼「離地」。我相信報刊亭的叔叔跟新聞系教授說不定有得一拼,比起靠學術資料歸納、整理、挑選並得出結論,通過自己一天天的實踐與觀察所得出的結論會更「食人間煙火」一些。更重要的是,我們過度強調教授的意義而忽視了書本身的意義,如同香港作家西西所云:

 

「一本書沒有人讀,就等於一堆並不產生意義的符號,書本依附讀者而生存,沒有讀者,那不過是一疊印刷好的紙張罷了。」

 

教授只是其中一本書,還有更多的書在圖書館等著我們,我們不需要按照課程要求去研究全球化、民族主義等「熱門」話題,我們甚至可以放下世俗所認為的詞典作為工具書的意義,去仔細研讀一本詞典。每次踏入圖書館都覺得還有好多知識領域想要自行瞭解與拓寬,卻因為四門課程的壓力而受到限制。我相信只要給學生這樣一個空間讓他們自己去選擇、試探書籍,從而找到他們真正感興趣的領域,他們必定會以沉浸其中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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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放知識?從走出課堂,走進圖書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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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 德勒茲(1990)。<控制社會後記>。《October》,59,1992,頁3-7。
  2. 布林迪厄(1997)。《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 布林迪厄(2015)。《區分: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商務印書館。
  4. C.P.斯諾(1987)。《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5. 維果茨基(2007)。《維果茨基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6. 邁克爾•波蘭尼(2000)。《個人知識》。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
  7. 許寶強(2015)。《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8. 李白鶴(2009)。《默會維度上認識理想的重建︰波蘭尼默會認識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9. 王光榮(2009)。《文化的註釋:維果茨基學派心理學》,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
  10. AnnSherrard(2019年11月26)。原創微博。取自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101171195.html?weibo_id=4435438146437662
  11. Ivan Illich (1970). Deschooling Society. Great Britai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Ltd.
  12.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0, June 10). Method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