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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記憶和想像:關於「鼠疫鬥士」伍連德的敘事研究(1990-2010)

馬雅園

 

摘要

        因日軍全面侵華,伍連德博士(1879-1960)在一九三七年返回出生地馬來亞,此後半個多世紀,中國大陸鮮少有人再提起他和他對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貢獻。直到一九九零年後,他才開始逐漸重返中國醫學界和大衆傳媒的視野,但時至今日其名聲也尚未達到廣爲人知的程度。伍連德曾因兩次成功抗擊東北鼠疫(1910-1911和1920-1921)而蜚聲國際,並於一九三五年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提名,卻在他貢獻了大半生的中國經歷了重任、遺忘、批判、重新認識、想像和建構的曲折過程。他的被遺忘顯影出二十世紀的中國在幾次重大轉型時期的社會縮影、政治氣候和人民的歷史記憶,而他在九十年代之後被中國知識界重新認識和建構所形成的敘事,則反映了世紀之交的中國在試圖走向世界中心時的民族主義和世界想像。「發現」和「找回」伍連德的過程也是敘述者和讀者對二十世紀歷史的一次認出,而在認出歷史並記錄下來之後,這些敘事是加强了人們對歷史的體認和對當下的思考,還是落入了主流敘述邏輯形成了對大衆記憶的新操縱,則是本文要從一九九零至二零一零年中國大陸有關伍連德的敘事中進行探討的問題。

關鍵詞:伍連德,二十世紀, 遺忘, 記憶,敘事

 

引言

         伍連德(1879-1960)是一九零八年至一九三八年間活躍於中國的馬來亞土生華人(Peranakan,或稱峇峇 Baba)[1],他主要成長、求學和供職於英屬海峽殖民地檳城 [2] 和英國。一九零三年,通過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後,伍連德返回馬來亞殖民地,在吉隆坡研究院從事熱帶疫病研究,行醫之餘還致力於當地的社會變革活動,如倡導剪辮、改革舊式婚俗等。一九零七年,伍連德收到時任清政府直隸總督的袁世凱(1859-1916)的來函,次年接受其禮聘為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副校長),為晚清政府訓練軍醫。

 

        在中國就職期間,他不僅成功抗擊了東北鼠疫(1910-1911和1920-1921)、山西鼠疫(1918)和上海霍亂(1926),且於一九一一年在奉天(今瀋陽)成功舉辦「萬國鼠疫會議」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3],又先後在中國創辦了「北滿」防疫處(1911,即今東三省防疫事務縂處)、中華醫學會(1915)、北京中央醫院(1918,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東北陸軍醫院(1922)、濱江醫學專門學校(1925,今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還幫助中國收回全國海港檢疫主權(1930)。自一九一零年起,伍連德率領中國第一代防疫人駐守哈爾濱長達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才南赴上海任職,後因日軍攻陷上海及夫人過世,在一九三七年返回馬來亞。這是伍連德在中國任職期間爲中國現代醫學、防疫檢疫和公共衛生事業作出的開創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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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擷取自:https://wemp.app/posts/01637fa6-734b-41d8-b3b6-d64f2c3e60d9?utm_source=latest-posts )

 

返回馬來亞後,伍連德主要在怡寶(Ipoh)行醫,此外還參與當地的醫療和文化建設活動,後於一九六零年逝世。「悼念,來自世界各地,除了他甘冒性命風險爲之服務的祖國」(楊涵舒,2010,頁82)。生前身後,研究伍連德及其醫學成就的學術文章和相關的紀念文章在國際上從未間斷,但伍連德爲之奉獻了大半生心血和精力的中國卻在一九三八年後的半個多世紀將他遺忘,直到一九九零年他才在醫學界首先被提起和重新認識,繼而才有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立傳頌揚和學術討論。

 

        對伍連德的遺忘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證候點」,背後隱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在重大轉型時期的社會政治氣候和主流話語邏輯,以及人民以何種方式去記憶、抵抗和面對轉型時期的迷茫和傷痛。遺忘就像一塊多棱鏡,折射出歷史的不同鏡像,以伍連德於一九九零至二零一零年間在中國的敘事爲例,可以照見二十世紀的中國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抉擇和人民對中國在世界所處位置的想像,也可反映出九十年代之後的中國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的主流敘述、民族主義和人民的對歷史的處理方式。

 

文獻回顧

        自一九一一年成功抗擊第一次東北鼠疫後,包括伍連德在內的學者就在國際的醫學期刊上發表此次疫情的研究成果,但這些文章主要集中討論東北鼠疫、防疫經驗和晚清的醫療衛生建設之落後以及內憂外患的時局處境(伍連德,1912,1913 ,1914,1923;Goh、 TM 與Phua,1987;Summers,2012)。而伍連德的英文自傳不僅述其生平及其與時代風雲的交織,更是把兩次滿洲鼠疫和國際鼠疫大會放在傳記的前四章節,而他人為伍連德所立傳記和紀念集也主要基於他的自傳,並强調伍連德之於中國現代醫療衛生建設和防疫檢疫經驗的重要性(伍連德,1960, 2014, 2011,2012;伍玉玲 ,1995;王哲, 2007 ,2020 )。

 

       根據黃賢強,一九九五年前關於伍連德的文章主要是人物簡傳,並以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發表的爲主。而一九九五年以後,由於「紀念中華醫學會成立 80 周年暨紀念伍連德博士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中國大陸有關伍連德的研究和書寫明顯增加,但也主要是醫學專業人士、醫學史研究者和傳媒工作者所作,其論述要點集中在伍連德對中國醫學、衛生防治和檢疫等方面的貢獻(2014)。一九九九年後,學院派尤其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黃賢强博士和陳雪薇博士才開始從身份表述、傳記比較和經驗與認同等角度來研究有關伍連德的敘事(黃賢强 ,2014;陳雪薇 ,2014)。

 

        中國大陸醫學界對伍連德的重新關注始於一九九零年的中國微生物學學會代秘書長程光勝,而後從醫學界到傳媒界展開了對伍連德爲何在中國遭到遺忘的討論,原因包括伍連德一九三八年後離開中國、五十年代後中國醫學界使用蘇聯教科書及一九六五年伍連德與王吉民合著的《中國醫史》 英文原版被衛生部為進行「封資修」的批判工作選中並施以「崇洋媚外」的罪名(陳琦, 2006;張偉,2007;楊涵舒,2010)。這場關於遺忘的討論,同時也是對二十世紀中國的醫學發展及重大社會變革的一次回顧,但目前尚沒有文章把九十年代中國醫學界和傳媒界對伍連德的重新認識和形象建構與九十年代或世紀之交的中國的社會環境、國際處境、民族主義和人民的歷史記憶結合起來討論,所以本文將作這方面的探討,以期顯影出遺忘背後的多重歷史鏡像。

 

「發現」伍連德:再認識,想像和缺席

          在二零零三年中國爆發「非典」(SARS)期間,一篇《中國科學防疫第一人——伍連德》[4] 在中國大陸引發了一陣對伍連德的局部關注熱潮,但未成大氣候,隨著非典的結束,伍連德的姓名再次沉寂在中國的公衆視野之外。而這因相似的現實處境而激起的短暫歷史回顧其實源自一九九零年,時任中國微生物學代秘書長的程光勝收到馬來西亞熱帶病研究所和國際微生物學會的詢問,但彼時他不知伍連德是何人,更無法提供相關資料,因而心生愧疚,由此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資料搜集和整理,順著《鼠疫手冊》和《萬國鼠疫大會始末》的微小綫索,才慢慢爬梳出一段塵封的晚清抗疫歷史和伍連德的抗疫功績。但其實伍連德在一九三八年離開中國後,他的生平事跡和醫學成就並非完全被中國遺忘,在中國知網上輸入「伍連德」並全文檢索,發現一九五二至一九八九年間尚有六十七篇提到伍連德的期刊文獻,對它們作量化及可視化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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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知網上提到「伍連德」的期刊之來源分佈(195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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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知網上提到「伍連德」的期刊之學科分佈(195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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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知網上提到「伍連德」的期刊之機構分佈(1952-1989)

      

        可見伍連德在中國大陸的醫學衛生界和科技界並未被完全遺忘,他的醫學成就和防疫檢疫方法依然不時被談及和借鑒,但也只囿於醫學史和科技史的小小範圍。顯然,伍連德的歷史意義並不局限於醫學史和科技史,他的生平和關於他的敘述有著更廣闊的研究空間,可以和更複雜多面的社會脈絡產生關聯。只是,在將近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大陸,伍連德僅僅成了文獻上的一個名字、一個微末的歷史注脚、一個空洞的歷史能指,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他的記憶也折射出對他更大的遺忘。

 

        據黃賢強分析,伍連德的長女伍玉玲曾於一九九五年發表關於其父的紀念集Memories of Dr. Wu Lien-the:Plague fighter並因此受邀到多地演講和參與相關活動,帶動了海內外一股研究伍連德的熱潮。同年六月,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上海醫科大學和上海衛生檢疫局聯合舉辦「紀念中華醫學會成立 80 周年暨紀念伍連德博士國際學術研討會」,伍玉玲也到場追憶其父並推介新出版的紀念集,爲期兩天的會議最後產生二十多篇研究論文,可謂空前的記錄(2014,頁74-75)。只是,一九九零年後的中國大陸對伍連德的紀念和重新書寫,其中的大多數一方面依然局限在醫學和科技領域討論伍連德的醫學成就和對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貢獻,另一方面傾向於强調「鼠疫鬥士」、「愛國華人」、「第一位劍橋大學的華人醫學博士」甚至是「愛國」等簡單標簽,如此,伍連德便更難走出醫學史、科技史和華僑史的敘述局限。這樣一種敘述邏輯,是建立在「發現-重新認識-想像和建構」的基礎上:即書寫者在他人的詢問中重新審視和再次認識自己的歷史,得知了一個叫伍連德的馬來亞華人曾在中國服務近三十年,進而揭開那段風雨飄搖的晚清歷史和少被談及的滿洲鼠疫,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和歷史中的伍連德的進行想像和建構,交雜著一種驕傲和愧疚的心理重新書寫那段歷史,對一段遭到遺忘的歷史作出自己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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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https://www.amazon.com/Memories-Dr-Wu-Lien-Teh-Fighter/dp/9810222874)

 

  一九九五年中國醫學界對伍連德的紀念繼而發酵出幾本伍連德傳記,分別有二零零七年王哲《國士無雙伍連德》,二零一零年禮露的《發現伍連德:諾貝爾獎候選人華人第一人》以及湖南教育出版社在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一二年出版的伍連德自傳中譯本《鼠疫鬥士——伍連德自述》(程光勝和馬學博譯)上下兩冊。在這些現有的傳記的作者中,沒有一人是職業史學或傳記作家的背景,但他們及關注伍連德的記者、醫學史學者、防疫學科技工作者等形成一個「伍連德迷」群體並在二零零七年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新書發佈會上聚在一起,一如《國士無雙伍連德》的編輯林冠珍所言:「許多人從各自的領域發現了伍連德」,「每一個人都在尋找伍連德的同時,尋找自己的影子」(張偉,2007)。也正因是如此的記錄,再次顯出歷史學家和職業傳記作家在這次「發現伍連德」的缺席,而這樣的缺席或許可以解釋傳記中史實錯誤的出現,如馬學博曾撰文批評《國士無雙伍連德》一書中的一些歷史常識錯誤:混淆「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誤以爲青霉素可以治療鼠疫、出現地名、機構、稱謂等錯誤[5](2008,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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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https://detail.youzan.com/show/goods?alias=2oqdvlbvukfbi)

 

遺忘的多棱鏡:勝利者的歷史和人民的記憶

        在重新發現和認識伍連德的同時,「伍迷們」也嘗試回答爲甚麼一個曾對中華民族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居然在中國遭到如此巨大的遺忘。程光勝認爲,一九三八年後伍連德為避戰而離開中國大陸,過早淡出了中國歷史,又加上二十世紀中葉「廢舊立新」的政治氣候,「人們很少談論起過去的人和成就」(張偉,2007)。不僅回顧過去是一種禁忌,過去的成就也隨時可能受到批判。對此,北京大學醫學部醫學史教研史陳琦曾引述中國中醫研究院李經緯先生的回憶:二十實際六十年代批判「封資修」時,衛生部選中王吉民和伍連德合著的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中國醫史[6]》)作爲批判對象,認爲此書對中醫的描述不切實際,把這看作是受到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民族虛無主義,並要求時任中國中醫研究院院長魯之俊先生找人翻譯此書(2006,頁54)。直到二零零九年,該譯本才由上海辭書出版社重印和發行。

 

        如此的政治氣候必然導致歷史的敘述充斥著勝利者的邏輯,王一平從勝利者書寫的角度對此遺忘進行了更深刻的分析,認爲伍連德的貢獻跟革命的勝利産生了錯位。一方面伍連德在中國服務的時期是新中國成立前,又曾受滿清大臣、北洋軍閥和民國政要重用;另一方面,伍連德最後一次返回中國是一九四七年,此後再未與新政黨有任何聯繫,故而在意識形態的歷史濾鏡之下,伍連德及其功業必然被屏蔽(2010)。整理這段被遮蔽的歷史,不得不面對將它遮蔽之物——勝利者的歷史清單、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勝利者所書寫的當代史。

 

        作爲一個服務於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曾從鼠疫和霍亂中拯救中華民族的一代名醫,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隨著他曾在中國經歷的時代的流逝而在中國歷史和大衆視野中逐漸隱去。中國大陸對伍連德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遺忘,正是一九四九年後新的歷史勝利者開始書寫新的歷史的重要時期。二戰以後,歐洲理論界展開了對「歷史何爲」和「歷史爲何」的討論,認爲歷史從來是少部分人的書寫,更大部分人被排除出在歷史之外,是沒有歷史的人(historyless),因而轉向對來自底層的歷史的關注(history from below)(Sabyasachi Bhattacharya,1983)。戴錦華認爲「當我們說歷史是勝利者的清單的時候,我們强調的是歷史從來都是用來書寫勝利者是何等的必然勝利,而失敗者是何等的必然失敗」(2016),因此歷史的敘述變得衆口一詞和理所當然,歷史喪失了縱深的向度和複雜的面向,被歸入失敗者歷史的一部分的伍連德也因而溢出了勝利者的敘述邏輯中。

 

        當伍連德以不同方式走進部分人的視野時,幾乎他們的第一反應都是:此人是誰?其後不得不面對他何以在中國遭到長久遺忘,而這一思考則會引人發覺那主流敘述主導下的殘缺歷史圖景。梁子民認爲,白求恩能在中國家喻戶曉,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為八路軍殉職且受到毛澤東稱贊,成爲救死扶傷的象徵,而伍連德卻因晚年移居南洋、和中國大陸沒有聯繫,因而他的故事並不符合傳播的政治尺度。類似伍連德這樣的國士和先賢在不同領域被長期遺忘,「這使得我們的心智很不健全,使得公衆對本民族歷史的理解過於狹隘」(2008)。確實,伍連德從未被當作重要歷史人物出現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而那兩場百年前的東北鼠疫也不被當作重大歷史事件而要求中小學生瞭解和記憶。只是當不同領域的人開始介入這段被遺忘的歷史並重新書寫的時候,有必要警惕所有這些敘述有否成爲人民記憶的一部分,又將在多大的層面上抵抗勝利者的歷史邏輯。

 

被認出的歷史與不期然的耦合(articulation)

        書評家王一方曾批評王哲的《國士無雙伍連德》流於一種「行跡錄」、「功德簿」的傳記筆法,「輕率地做各種道德評判,卻忽視了對傳主精神困惑、生活意義、內心價值與生命隱喻的挖掘,以及對時代、對當下的提問與反思」,甚至陷入綫性唯物史觀和歷史必然進步的邏輯,「姿態中還摻雜著濃烈的民族主義偏狹意氣,映出輝格史學(所謂『愛國主義』的科學史)的愚昧胎記」。他認爲,對伍連德的重新認識和講述,就必須要關注到歷史的不同面向和非綫性的社會變遷,不要因只選取伍連德的光輝生平而回避了過去一百多年的民族苦難和風雲變幻(2010,頁226及228-229)。王一方從伍連德的傳記中質詢人們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缺乏深度認知,呼喚一種超越意識形態的史觀和對苦難歷史的直面,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對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歷史觀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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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https://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9888694372)

 

        班雅明認爲,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過去發生了甚麽,而在於過去被認出而不復重現的那一刻,被認出的歷史事件也因此得以將過去與當下關聯起來。歷史天使被天堂吹來的進步風暴吹擊,頭卻朝向過去的殘骸,想停下來喚醒死者修補破碎的世界(Benjamin,1969)。伍連德在中國大陸的重新被發現,無疑也是一段被認出的歷史——不僅有伍連德輾轉多地求學和行醫所映照出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縮影,更有那段風雨飄搖的晚清、軍閥割據的北洋、內憂外患的民國歷史,以及晚清民初的知識分子在意識到中國極度落後於世界文明進程後所做出的歷史抉擇 [7],但這些都僅僅被人們視作伍連德個人生平和民族英雄式的背景,而不曾引起廣闊討論,也未能與當下的歷史脈絡產生互動。伍連德因此成了一顆滄海遺珠,偶然被撈起來而供上案臺,人們驚嘆遺珠的璀璨和價值,而對它的來歷和大海毫無興趣。

 

        因而,對伍連德的銘記,成了更深層的無視和遺忘,這樣一種在九十年代之後依然存在的敘述邏輯,是否不期然地耦合了(articulated)某種主流意識形態或社會文化結構?戴錦華曾分析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社會文化景觀及民族主義的興起,提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國在結束「文革」的狂喜之後,經歷了一次「遭遇世界」的文化歷程,即認識到中國在封鎖與自我封鎖的歷史過程中,已經被深刻地逐出「文明」、「進步」的世界進程之外;而八十年代的終結再次印證了歷史的死亡魔力,知識界精英集體失語,大衆文化漸趨鼎沸,民族主義的潮汐時漲時落。此種民族主義文化,再度擁抱血緣關係的「家」的表象,卻削弱「國」的庇護力量,這被社會急劇分化和重組所帶來的失落、失序和茫然,要通過塑造一個「國」之外的「公敵」來承載社會轉型時期的傷痛和仇恨(1999)。當伍連德的發現出現在九十年代,對他的重構或許是對如此歷史脈絡的主流邏輯的不期然的耦合,即如此多關於他的敘事都著眼於他作爲華人身份創造的許多「第一」:「第一場由中國人主導的國際抗議行動」、「第一次由華人擔任國際學術大會主席」、「第一步英文版《中國醫學史》」、「第一位被諾貝爾獎提名的華人」[8] 等等,這種對文明、現代、科技和發展的渴望、强調和宣揚,夾雜著民族自豪之情和到達世界中心的渴望,但這種急切和偏見恰恰也反映出冷戰格局結束後,面對超級大國時,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化背後是自卑和迷茫。伍連德的「愛國華人」標簽一再被强調,更複雜的歷史情景就再次被遮蔽——他雖因海峽華人的身份不得不游走於「家」、「國」之間,卻始終專注醫療事務而與政治保持距離,從而超脫於民族主義的漩渦(李叔飛,2009)。

 

        大衆文化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急劇發展,邁入二十世紀之後愈加鼎盛,其中包括了電影和電視的崛起。因此,對伍連德的記錄和敘述似乎也逐漸進入影像領域,這種媒介比文字文本更能快速和廣泛地傳播,因此有必要用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分析過的電影與權力的關係來警惕這種對伍連德的新敘事,即大衆記憶(popular memory)可以如何輕易地被影像權力所規訓、篡改和支配(1975)。尤其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中國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以來,不僅有諸多媒體就疫情的相似處境再次提起伍連德和再次回溯百年前的那場東北鼠疫——雖然這些敘事幾乎只限於一種對歷史的共鳴和抒發一種驕傲自豪、自我欣賞的民族情緒,而且在二零二零年後,相繼有五集文獻紀錄片《防疫先驅伍連德》[9] 和「戰『疫』」紀錄片《鼠疫鬥士伍連德》[10] 播出但這些不過是以記憶之名對伍連德進行消費,以百年前的抗疫成功來安撫當下的人民在疫情時期焦慮不安的心理,以當年的許多的「第一」來暗示中國此次的抗疫成功和轉移被追責的焦點。如此的記憶,不是對二十世紀歷史應有的縱深感的還原和體認,而是有意無意地在暗合主流敘述邏輯,是以記憶之名對人民的記憶作出更大的欺騙和纂改,是以記憶之名在認出歷史之後對歷史作出更大的遺忘和惑人的曖昧。

 

結語

        本文將「『發現』伍連德」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主流敘述及人民記憶結合起來討論,認爲人們對伍連德的重新發現包含了對他的想像和建構,以及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重新認識和作出回應。伍連德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遭到半個多世紀的遺忘,這本身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證候點,其中隱含了勝利者如何書寫歷史、人民如何記憶、對記憶的書寫折射出更大的缺席和遺忘。對伍連德的重新認識和書寫是一次對歷史的認出,而在人民認出歷史的一刻,如何不陷入主流敘述邏輯、如何處理破碎世界的歷史債務和把過去與現在聯繫起來,是處理伍連德的有關文本和敘事需要警惕的地方。

 

        或許還可以注意,伍連德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生平、身邊人物和曾置身時空的大小事情。陳雪薇曾分析過一九五六年五月到七月,伍連德和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劍橋大學依曼紐學院(Emmanuel College)反復討論和修訂伍連德自傳,伍連德還在李約瑟的建議下刪除了一部分内容。在全部校訂稿於七月十四日交付後,伍連德還繼續修改了序言和第二十二章。受黃賢強教授啓發,陳雪薇曾追問:「究竟是甚麽在記錄了伍連德三十年中國經驗以及一九五八年以前世界大事的自傳中缺席?那缺席意味著甚麽?」(2014,頁177)作爲傳主,是甚麽促使伍連德選擇一些事情而遺忘另一些東西?他所記憶和書寫的内容構成了讀者對他及其生平遭遇基本印象,而他所選擇遺忘的那部分又遮蔽了怎樣的本質和信息?在這記憶和遺忘的張弛中,除了勝利者的邏輯和民間的記錄外,還有個體本身主動或被動、有意或無意地作出遺忘的選擇,伍連德的生平也因而呈現出自我與他者的複雜交織,殘缺的記憶圖景在其中若隱若現。

 

註釋


[1] 伍連德(普通話拼音為Wu Lien Teh,粵語拼音為Ng Lean-Tuck,在英國求學和就職時所注册拼音為Gnoh Lean Tuck),字星聯,一八七九年三月十日生於馬來亞檳城(Penang),其父吳祺學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從廣東新寧(今臺山)來馬來亞謀生的華僑,其母林彩繁是馬來亞(Malaya)第二代土生華人。中國或海外媒體甚至學界提起伍連德時,常混淆他的身分,既有認爲他是他是中國人或華僑的,也有把他當作土生華人或海峽移民的,此間的爭議不僅反映出伍連德成長和工作環境的地域文化之廣,也説明社會身分(social status)和身分認同(identity)是不斷變化的。根據莊國土教授《論東南亞的華族》一文,「華僑」(Overseas Chinese)是對十九世紀末至一九五五年前東南亞的中國移民及其後裔的稱謂,晚清政府、民國政府和一九九五年前的新中國政府均要求華僑對中國有情感、文化和政治上的認同。二戰以後,東南亞各民族國家先後獨立,東南亞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對當地華人實行排擠或同化手段,於此同時,東南亞的中國移民及其後裔的政治認同從認同中國逐漸轉變為認同當地政府。自一九五五年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簽訂《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後,中國政府對華僑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即鼓勵華僑加入居住國國籍和成爲居住囯國民,不再承認雙重國籍。此後,「華僑」這一稱謂逐漸為「華人」(Ethnic Chinese)所取代,前者指一九五五年前受中國政府承認的中國公民,雖居住海外,但具有中國血統,在政治上效忠中國、在文化和情感上認同中國,而後者居住海外、具有中國血統而不具中國國籍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華裔」一詞在中國大陸被使用時通常指具有中國血統者,而在東南亞學界,「華裔」(Chinese descents &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s)通常指那些不再認爲自己是華人的華人後裔,即他們在文化上趨向認同居住國的文化。詳見:莊國土(2002)。< 論東南亞的華族> 。《世界民族》,2002(3),37-41。

[2] 檳城是馬來亞(Malaya)的其中一個州,後者的全稱是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馬來亞十一州在一九四八年組合而成,並於一九五七年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取得獨立地位。一九六三年,馬來亞聯合邦與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共同組成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其中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退出聯邦成爲獨立國家。因此,在伍連德生前,海外文章既既有將他稱爲馬來亞華人,也有認爲他是海峽殖民地華人,而在其身後,馬來西亞學者更强調伍連德的馬來西亞土生華人身分。

[3] 於一九一一年四月三日至四月二十八日在奉天舉行,時任外部右丞的施肇基為最高委員,伍連德為主持,初中國外,共有日、德、美、俄等共十一國三十三位科學家出席,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舉辦國際科學會議。詳見:伍連德(1960)。《伍連德傳》(南洋學會叢書之一)。新加坡:南洋學會,19-35。

[4] 詳見程光勝(2003年5月16日)。<中國科學防疫第一人——伍連德>。《中國教育報》。

[5] 2020年,因爲新冠疫情,伍連德再次回歸傳媒視野,王哲的《國士無雙伍連德》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修訂再版。經筆者對比,發現二零二零修訂版似乎只是增加了前言《國難思良將》和再版後序,并未對馬學博提到的一些錯誤進行勘正。詳見:王哲(2002)。《國士無雙伍連德(修訂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1-2,72, 250, 319。

[6] 王吉民和伍連德合著的《中國醫史》又稱「王伍醫史」,二零零九年前只有未曾公開發行的少量中譯本。一九六五年,應衛生部批判要求,中醫研究院院長魯之俊找來馬堪溫和蔡景峰翻譯此書,一九九六年初完成。後由李經緯負責印刷事務,但在印刷前「文化大革命」就已爆發,馬堪溫認爲此書不應受到批判,最後只印了15本。詳見陳琦(2006)。<王吉民、伍連德的《中國醫史》及其中譯本>。《醫學與哲學》,27(1A),54。

[7] 筆者曾製作過一幅「伍連德行跡圖(1879-1960)」,除紀念伍連德為中國所作貢獻之外,亦是想藉由其廣闊行跡,勾連其晚清、北洋、民國和新中國的壯闊歷史風雲,試圖呈現在中西碰撞和新舊衝突下之下,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等現代化進程如何艱難展開。詳見:Stella_2(2020年8月17日)。《伍連德行跡圖(1879-1960)》。取自http://amap.zju.edu.cn/maps/51931

[8] 一九三五年,伍連德被提名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褒獎他在肺鼠疫的研究中所作貢獻。被提名者的國家一欄寫著「China」,這是充滿歷史迷思的身分是「伍迷」的關注重點之一。詳見:The Nobel Foundation(2020年4月24日)。《Nomination for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取自https://old.nobelprize.org/nomination/archive/show.php?id=11153

[9] 這套紀錄片將伍連德精神看作是民族之魂,期望通過此片以史爲鑒、仰視英雄。詳見:黑龍江東北數位出版傳媒公司(製作)(2020)。《防疫先驅伍連德》[紀錄片]。北京:光明網。取自 https://politics.gmw.cn/2020-02/24/content_33585119.htm

[10] 這套「戰『疫』」紀錄片的目的是:「爲全面反映中國衛生防疫抗疫歷史,展現中國在醫學和生命科學領域取得的矚目成績,深入體現中國醫務人員的醫者仁心和大愛無疆。」 詳見:李夏至(2020年04月03日)。<央視紀錄片全面反映防疫抗疫史>。《北京日報》。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culture/2020-04/03/c_1125805533.htm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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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學類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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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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